經濟因素:“健康第一”指導思想發展的物質基礎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中，經濟基礎始終決定上層建筑，這就告訴我們一個社會整體發展程度如何取決于這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尤其是當前經濟的快速發展為“健康第一”指導思想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例如，200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是120333億元人民幣，經過5年的發展，200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246619億元人民幣，年平均增加了25257億元。這種國內生產總值實現連續五年10%或以上的增長速度，年均增長10.6%的狀況，在歷史上是少見的。這樣的結果直接促使我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位次五年內連升兩位居于第四位。10年前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與美國、日本和德國相比卻有較大的差距，分別相當于它們的13.9%、37.0%和71.8%;而僅僅4年之后，即200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就已經達到了這三個國家的20.0%、60.6%和90.7%。而國家財政收入在2010年時達到了8.3萬億元人民幣。正因為我國經濟發展取得如此成就，社會保障和救助制度也相應得到逐步建立和完善，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的潮流中廣大群眾得到了更多的實惠，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在提高的同時差距也在不斷縮小，繼而整個國家與社會在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又穩穩地向前邁出了一步。基于這種宏觀經濟發展背景，城鄉居民對健康的認識與需求得到了進一步提高，人民群眾對當前“健康第一”指導思想的內涵以及價值訴求的認可度迅速提升，人們身體健康所需要的體育教育也引起了政府與社會的廣泛關注。由此可以得知，國家的經濟發展、民生建設為“健康第一”指導思想的發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

它們都詮釋著一個真理，即我黨對人的關懷，這不僅為我國政治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思想，更為“健康第一”指導思想的發展指明了方向。這是因為，21世紀的世界格局出現了瞬息萬變的態勢，不僅政治領域出現多極化現象，經濟與文化也出現全球化的現象，并且這種現象大有越演越烈的趨勢。此時，我國各個領域都面臨著機遇與挑戰，如何審時度勢，既順應時發表展的趨勢，又能抓住時發表展的機遇，這不僅是一個亟待解決的時代命題，又是對我國進行著一場嚴峻的考驗。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不僅秉承科學發展的精神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而且更為我國政治全面建設與發展指引了方向并進而奠定了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基礎。究其原因有如下兩點:其一，科學發展觀要求“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它把人的全面發展作為一切發展的目標，而這正是“健康第一”指導思想所要訴求的;其二，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發生改變。眾所周知，在建國初期乃至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我國各項事業不斷取得新成果、新業績，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社會生產已逐漸能夠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尤其是我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以后，這種變化越來越明顯。廣大人民不僅關注物質文化需要在數量上的變化，而且更加關注變化的質量與內涵。這昭示著人民物質文化需求既要有數量上的擴張也要有質量的提高和結構的變化。這對“健康第一”指導思想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當人民群眾生活總體水平達到了小康的情況下，人們會越來越關注生活質量的提高，由此他們會提高消費品的質量要求，更加注重精神文化產品的內涵，更加追求其高質量、高品位等等，這些都對“健康第一”指導思想的發展提出了新的命題。有鑒于此，“健康第一”指導思想只有堅定不移地沿著我國政治民主發展道路前進，才能與時俱進，才能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

例如，有研究者對文化生態環境進行了研究，其認為文化生態環境是指一項制度所賴以的社會思想意識、文化心態和觀念形態的總和，它是社會成員在社會化中長期積淀而形成的一種較為穩定的價值取向［5］。而這種穩定的價值取向將會直接影響到“健康第一”指導思想發展的價值取向。正因如此，文化對“健康第一”指導思想的發展起著重要的影響和制約作用。21世紀的到來，隨著經濟領域全球化趨勢的加強，政治和文化領域也日益向著全球化的方向發展并且影響著人類文明的大發展。在經濟全球化與日俱增的態勢下，各國文化也隨著經濟之間的頻繁交流進行著相互間的對話，這種交流與對話必然蘊含著世界各國民族文化和價值觀念，從而都將在不同程度上經歷著沖擊與洗滌，并更加趨向與經濟全球化相一致的發展軌道。在此過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現文化流動的盆地效應，這是因為西方發達國家一定會借助其雄厚的經濟和技術實力向發展中國家灌輸其文化與價值觀念，并且會伴隨著發展中國家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而出現越演越烈的趨勢。當中國傳統的民族文化和價值觀念遇到西方的文化時，它們會在價值觀念、思想意識、生活方式等方面發生激烈的沖突與碰撞，這對中國本土文化來說是一場挑戰，而且會承受越來越大的外來壓力。然而，任何事情的發展都有“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西方文化的涌進不僅不是洪水猛獸，反而能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帶來新的契機。正如湯因比所說:“文明是在異常困難而非異常優越的環境中降生的”，而且“挑戰越大，刺激越強”［6］。中國文化在與西方文化的不斷交流與發展中得到了相互了解和相互適應，而且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加深，中國文化必然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過程中不斷豐富與提升本土文化內涵與地位，從而促進中國傳統文化更快、更好地向現代轉型，進而迸發出具有現代氣息的中國特色的新文化。這種被賦予時代內涵的新文化，在影響著“健康第一”指導思想價值取向選擇的同時，也豐富了“健康第一”指導思想的內涵。

作者：程文廣 譚淼 單位：沈陽體育學院體育經濟管理學院 沈陽體育學院運動訓練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