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蒙古八旗科舉考試發展歷程探究

　　元朝時期蒙古族就開始參加科舉考試，由于元代統治者重武輕文的理念，因此與清朝相比，蒙古族科舉考試在規模和水平等方面相當落后。早在八旗入關以前蒙古旗人就已經參加后金汗國舉行的科舉考試，但此時的八旗科舉還未定型，相關記載也較少。伴隨著清王朝的建立及鞏固，八旗蒙古科舉制度也逐漸發展，并最終形成了一定規模。在清軍入關以前，皇太極為了大規模選拔人才，進行了三次科舉考試，為大量選拔優秀人才，其積極鼓勵滿族以外的漢族及蒙古族人士應試，一些為了博取功名的蒙古人便積極參加，部分人順利入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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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入關以前，由于連年戰爭及政權不穩，統治者并沒有采取較為系統的選拔官吏的方法，加之努爾哈赤起兵后，長期處于戰爭狀態，根本無暇顧及對人民的文化教育，而且努爾哈赤對知識分子恨之入骨，這些均造成了重武輕文的社會風氣?；侍珮O繼位后，參閱歷代王朝治世經驗，認為文治與武治同等重要，開始改變努爾哈赤時期的重武輕文政策，關注文治并舉行科舉考試進行知識分子的人才選拔。

　　后金具有科舉性質的考試始于天聰元年( 1627年) 八月。此次中式者的基本情況史籍中沒有記載，八旗蒙古中式者的情況自然也就無從知曉了。天聰三年( 1630 年) ，皇太極提到: “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貝勒等包衣下，及滿洲、蒙古家為奴者，盡皆拔出。”[1]由此可見皇太極選拔人才范圍之廣，積極鼓勵蒙古旗人及家奴參加科舉。但這次考試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舉考試。后金歷史上真正意義上的科舉考試是在天聰八年( 1634 年) 三月。在此次考試中，采取了正規考試形式，參加者不僅有滿人、漢人還有蒙古旗人。“禮部考取通滿洲、蒙古、漢書文義者為舉人。十六人各賜衣一裘，免四丁，宴于禮部。”[2]意在從滿族、漢族以及蒙古族當中選拔優秀的人才。

　　后金歷史上第二次科舉考試是在崇德三年( 1639 年) 八月。此次考試與以往有些不同: 禮部明確規定滿洲、蒙古、漢人普通諸生( 非家奴身份者)可以參加“生儒考試”[3]，但是家仆身份者一律不準參加考試。盡管祖可法、張存仁就此上奏皇太極，望能讓家仆亦參加科舉考試，最終被駁回，此次科舉考試具有重要意義。早在 1642 年，大學士范文程等就奏請: “于滿、漢、蒙古內考取生員舉人。”[4]皇太極欣然接受，滿洲統治者在崇德六年( 1642 年) 六月舉行了入關前最后一次科舉考試。在此次考試中滿洲人鄂謨克圖、蒙古人杜當、漢人崔光前等七名中式舉人，除蒙古旗人杜當中舉外，也有幾名蒙古旗人中秀才。

　　清朝入關以前，滿洲統治者還沒有取得全國政權，舉行的科舉考試也只是小范圍的，參加人數極其有限。雖然蒙古族是滿洲的重要同盟者，限于當時的條件，蒙古舉人、生員數量很少，但是它畢竟使蒙古旗人開始接受教育，八旗蒙古人不僅學習了滿、蒙文字還接受了漢族傳統的儒學教育，其作用與意義不容忽視。通過接受教育，八旗蒙古已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礎，為他們入關后大規模參加科舉考試積累了經驗，創造了條件。

　　一、文科

　　隨著清王朝的建立，清政權趨于穩定，為全國性科舉考試的開展提供了良好條件，故順治八年( 1651 年) 詔令八旗開科取士。在這一年，也允許駐京八旗蒙古子弟參加考試。有關八旗蒙古科舉制度的一些規定開始建立起來。每項制度從建立到完善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做出相應變化。八旗蒙古科舉制度經歷了不斷完善和發展的過程。

　　( 一) 童生試

　　清代科舉制度承明代科舉之制，其童生三級試與科舉三級考試均仿明制。清代童生考試包括縣試、府試與院試三個層面。清代的童生與明代一樣，不論年齡大小，只要沒有取得縣、州、府學資格，即為童生。清代童生縣試一般在二月舉行，其考試童生要在試前向所屬縣署報名，并具寫姓名、年齡、籍貫和上三代已仕未仕等相關履歷，并取具同考五人之互相保結。清代童生的第二階段考試為府試，各省直隸州廳考試亦與此同。府試時間一般在四月，如有考生因故未參加縣試，則需補考一場后再行府試。

　　府試第一場亦為正場，取錄者可直接參加院試; 第二場以后則憑自愿原則; 第三階段考試為院試，由各省負責教育事務的最高長官學政主持。院試于各府或直隸州廳治所進行，設有貢院，其考試規程也較為嚴格。院試一般分兩場進行，正場考試前要先考經古一場，正場之后有復試一場。

　　順治八年( 1651 年) 三月，吏部言: “滿洲、蒙古、烏真超哈各旗子弟，有通文藝者，提學御史考試，取入順天府學”。[5]可見順治年間對于蒙族八旗子弟在應考資格方面的限制還比較小?？荚噧热菀草^容易，只試一場，蒙古生童通滿文者作滿文文章一篇。到康熙年間有了一些新規制，康熙十年( 1671年) 提出“滿洲、蒙古既做漢文一體考試”。[5]康熙二十八年( 1689 年) ，兵科給事中能泰奏疏“考取滿洲生員，宜試騎射”。又諭曰“騎射本無礙學問，考取舉人、進士亦令騎射。倘將不堪者取中，監箭官及中式人，一并治罪”。[5]康熙二十八年( 1689年) 增加的騎射直到乾隆二十二年( 1757 年) 才停止。不僅如此，在考試規制方面也逐漸走向制度化，例如增加歲科兩試，蒙古生童參加童生試之前必須先通過佐領、參領考試。

　　對于童生試中式的蒙古生員也有了一些新規制。“從雍正年間開始，全部集中到順天府學習，月給銀米，特設滿洲教授一人管教。”[6]此前則可以入順天府學習，也可以留在八旗營伍中披甲當差。八旗蒙古被允許參加科舉考試的時間也不盡相同。駐防在盛京地區的蒙古旗人大約于康熙十二年( 1673 年) 開始參加考試。其他駐防地區大約在嘉慶四年( 1799 年) 才開始。是年，準各地駐防旗人就近本省參加童生試。

　　( 二) 鄉試

　　鄉試每三年為一科，在子、午、卯、酉年舉行的為正科，遇上各種慶典下詔加開的稱為恩科。清萬壽恩科始于康熙五十二年( 1713 年) ，登極恩科始于雍正元年( 1723 年) ，自后沿以為例。鄉試又被稱為秋試因為它在八月初九、十二、十五三天舉行。清代的鄉試內容多以八股程文作為寫作要求。

　　八旗蒙古參加鄉試也始于順治八年，與童生試不同，它不只限于京旗駐防其他駐防也可以參加順天鄉試?！稓J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道: “遇到鄉試應考年分，錄取滿洲人五十名，蒙古人二十名，漢人五十名。還規定各衙門無頂戴筆帖式也可以應試。

　　如果滿洲、蒙古人中有通曉漢文的，則翻譯漢文一篇; 不通漢文的，則寫清字文一篇。順治年間對參加科舉考試的八旗蒙古人規定較寬。主要是統治者意識到滿蒙入關不久，漢文水平較低，所以規定較其他應考者寬松許多。隨著滿蒙旗人漢文水平的提高，康熙六年( 1667 年) 改為與漢人同題考試。這意味著以前對蒙旗士子有利的規定不復存在。清政府做出這一改革，是因為蒙古旗入關二十多年，通過清政府設立的各種學校，蒙古旗人已對傳統儒學有了一定的了解，可以與漢人同題考試。另一方面清政府想要通過改革抑制蒙古旗人中尚文輕武的趨勢。對于應試者的資格要求，最初規定各衙門無品筆帖式可同生員應鄉試，但到康熙八年( 1669 年) 筆帖式參加鄉試的優待廢止了。八旗蒙古舉人的數量也有一定的變化。順治八年定額取蒙古舉人二十名，從康熙八年( 1669 年)起，原定蒙古舉人數額減為十名，至乾隆二十七年( 1762 年) 定為滿蒙二十七名，同治年間以輸餉增滿蒙六名，滿蒙副榜定取五名。

　　各省駐防生員、供監，起初必須去北京參加鄉試，考生必須取得京旗本管佐領圖片報名。嘉慶十八年( 1813 年) 開始準于各駐防省份另編旗字號隨同鄉試。

　　( 三) 會試

　　會試是在鄉試之后的次年舉行，會試由禮部主持，逢辰、戌、丑、未年舉行，也是沿襲明代做法。清初會試一般在二月，雍正以后改為三月進行，會試亦分三場進行，首場初九日，二場十二日，三場十五日。順天府屬之舉人由該府尹給文，各省舉人取得本省長官咨部文書者，八旗舉人取得本管佐領圖片者，候補京外官與教官之舉人取得省部文書者，功勛子弟及特殊賞給舉人準其一體會試取得同鄉京官印結者，皆可向禮部投呈報考?！稓J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道: “滿洲、蒙古應試者中有通曉漢文的人則翻譯漢字文一篇，作文章一篇; 不會漢文的人，作滿文兩篇。”康熙九年改為與漢人同試四書五經。

　　對應試者的資格要求，起初被允許參加會試的會試者范圍較寬泛，如蒙古舉人、部院蒙古博士、有品筆帖式均可參加會試。但順治十一年( 1654 年)開始，停止博士、有品筆帖式參加會試，只準舉人參加。關于中式者定額，八旗自順治九年( 1652 年) 行會試，于進士定額外，取中蒙古十名?？滴蹙拍? 1670 年) 中額為四名，康熙三十二年( 1693 年) 為六名，此后就根據應試人數的多寡，臨時決定，沒有具體定額。

　　二、武科

　　清王朝建立后，武舉考試基本沿襲歷代的程序和方法，統治者對其極為重視。八旗蒙古武試開始的時間要晚于文試，因為清政府認為騎射是八旗所長，無須應試。故在雍正元年 ( 1723 年) 開設了八旗蒙古武科考試，武科考試也設有童生試、鄉試、會試三級。

　　( 一) 武童試

　　“初試士子稱為武童，但無幼童之名，以騎射技勇非成年不能有此體力，無幼慧之可言也。”[7]武童報名填寫履歷、需廩生認保、需身家清白、不得頂替冒籍及考試程序、縣府試后送院考取進，均同文童。三年一試，學政于歲試考文童后考武童，科試之年不試武。雍正元年( 1723 年) 京師開設了滿蒙武科，不與漢人同試。凡蒙古步甲、炮甲、馬甲、九品筆帖式、庫使、養育兵及閑散人員皆可報名應試。考試由兵部武庫清吏司主持。考試分內外場。外場有三場，第一場騎射、第二場步射、第三場硬弓、刀石。嘉慶十八年( 1813 年) 以后取消刀石。內場考試《五經七書》。外場合格才允許考內場。武童試于雍正十二年( 1734 年) 停試，嘉慶十八年( 1813 年) 重新恢復考試。

　　( 二) 武鄉試

　　武鄉試是為了選拔武備人才在省城舉行的考試。考試每三年一次，與文科鄉試一樣，正科在子、午、卯、酉年舉行，逢慶典之年舉行恩科。武鄉試放寬了對應試者的資格要求。規定“凡八旗蒙古武生員、護軍、驍騎校、領催、馬甲、千總、把總、七八品筆貼式、蔭生、監生，均可應試武鄉試。”[8]雍正年間，還允許蒙古文生員、翻譯生員應試武鄉試，可見雍正年間對應試武鄉試人員的資格要求更加寬松。

　　武鄉試外場考試內容主要是馬射、步射、開硬弓、舞大刀、掇石。八旗蒙古武鄉試外場考試第一場是馬射。在武舉考試中騎射的考試方法不斷被調整。順治二年( 1645 年) 定，考生縱馬三次發九箭，中兩箭為合格; 順治十七( 1660 年) 年規定，中四箭為合格。到了康熙七年( 1668 年) 又做了一定調整改為中三箭為合格。八旗蒙古武鄉試考試中第二場是步射。豎大侯，高七尺，寬五尺。康熙十三年( 1674 年) 定，步射的距離為八十步，考生發共九箭，中布侯二者為合式。康熙三十三年( 1694 年) 定，步射的距離八十則，善射者不能多中，嗣后改為五十步，以中二者為合式。[9]( 卷七百十八)武鄉試內場考試主要內容: 順治二年( 1645 年)規定，鄉試內場主要考策問兩篇，論一篇，題目出自《四書》《武經》?？滴跄觊g對內場考試內容有所變動，康熙皇帝認為，《武經七書》內容較為繁雜，而《孟子》中的多數內容比較符合國情。因此，康熙四十八年( 1709 年) 定，鄉試內場考試內容改為作論兩篇。時務策一篇，其論第一篇題目選自《論語》《孟子》，第二篇題目選自《孫子》《吳子》《司馬法》。嘉慶年間清政府對武舉內場考試內容又進行了調整，內場策論改為了默寫武經，相較于順治康熙年間考試內容簡單了許多，主要是因為多數應試者文化基礎較差，往往在外場考試中成績優異者到了內場考試成績卻偏低，所以清政府不得不進行調整。

　　( 三) 武會試

　　武會試是武科最高層次的考試。在辰、戌、丑、未年舉行。武會試對應試者資格要求較為寬松，規定蒙古武舉人、文舉人、駐防、在京蒙古旗人都可報名參加應試，主要目的是為了選拔出真正優秀的武備人才。

　　八旗蒙古武會試外場考試內容主要是馬射、步射、開硬弓，與武鄉試內容不同的是取消了舞大刀、掇石，取消時間為雍正元年。弓箭射習是武會試外場考試的重要內容，因此對其考試方法要求極為嚴格。乾隆二年( 1737 年) 議準，馬射、步射，各少中一個箭者，不準入內場。若馬射少中一個箭，步射合式: 步射少中一個箭，馬射合式者，再試技勇。若技勇一等者，亦準其合式，缺一者不準。若有勇力過人，技藝出類，準一同選入好字號。[9]( 卷七百十八)有關八旗武會試內場考試內容基本與鄉試相同，在這里就不詳加贅述。

　　三、翻譯科

　　翻譯科主要包括滿洲翻譯與蒙古翻譯，滿洲翻譯應試方法是用滿文翻譯漢文或者用滿文作論，蒙古翻譯應試方法是用蒙文翻譯滿文，但不翻譯漢文，由于應試的方法不同，所以中式者錄取名額也有差別。清末入關前，于蒙古文字外，創制清書，天聰八年曾以此試習清書與蒙古書者，順治以后仿傳統三級考試，有童試、鄉試、會試。

　　( 一) 滿文翻譯科

　　滿文翻譯科在雍正元年開始。清代滿語是八旗人的一門必修語言，特別是清前期，所以蒙古旗人參加滿文翻譯考試是十分自然的。凡京旗、直隸、奉天、各省駐防蒙古翻譯生員、文生員、貢生、監生、蔭生、中書、七八品筆帖式、小京官等能翻譯漢文者均可報名參加翻譯鄉試，先經試步、騎射，合格者由順天府學錄科后始準應試。由順天府承辦，只試一場。道光年間，駐防旗人允許在各省應試。至于滿文翻譯鄉試題目，初為《四書》滿文論一篇，翻譯漢文《四書》題一道。乾隆時改為《性理》

　　《小學》內出題。對于鄉試中額人數，“初無定額，乾隆十三年定為三十三名，道光八年改為七八名，道光十七年僅為四五名。”[8]在翻譯會試方面規定，凡蒙古翻譯舉人、文舉人及舉人出身的筆帖式、小京官經各旗都統、兵部考試步、騎射合格者均準會試。

　　( 二) 蒙文翻譯科

　　蒙文翻譯科設于雍正九年( 1731 年) ，它不同于滿文翻譯，一是只限蒙古旗人參加，滿洲人不能參加。二是以蒙文翻譯滿文而不是翻譯漢文。蒙文翻譯科童生試試題初于滿文《日講四書》內出題，乾隆元年改于滿文《性理》《小學》內出題翻譯。錄取生員，乾隆初年錄取比例大體上十取一。乾隆十三年( 1648 年) 定額為九名。道光以后逐漸減少。鄉試試題，乾隆以前出題二道。一道出自《日講四書》中，另一道出自滿文奏疏中，均以蒙文譯出。乾隆以后題出自滿文《性理》《小學》中。蒙文鄉試原無中額，乾隆十三年( 1648 年) 前取中舉人或五六名、或八九名不等。乾隆十三年( 1648 年) 定額為六名。

　　會試題目較為簡略，只有翻譯，不試文論。首題選自滿文《四書》《性理》，次題出自滿文奏疏中，均譯蒙文。蒙文會試中額，乾隆初定為二名，后改為臨時欽定。[8]八旗蒙古科舉制度作為清代科舉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曾對八旗蒙古人產生過重要影響。在八旗蒙古科舉制度的影響下，一些蒙古人開始主動學習，大大提高了八旗蒙古人的文化水平，同時也造就了大批蒙古族學者，他們通過著書立說，大大豐富了蒙古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另外，八旗蒙古科舉制度為蒙古族人民進入清代政治生活開辟了一條道路，使蒙古族人民也能廣泛地參與到清代政治決策中。最后，八旗蒙古科舉制度也推動了蒙古族與滿族和漢族的文化交流，使更多地蒙古族人民了解到漢族和滿族的文化，促進了各民族間的友好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