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古文轉駢文寫作始末與其文體觀探微

　　摘 要:中晚唐時期,古文與駢文再一次進入此消彼長的角色轉變期,李商隱以古文起家,以駢文謀生,其古文寫作經歷有早期處士叔教育之功,亦受晚唐古文勢微因素影響,由古文轉駢文寫作之經歷,是李商隱以古為尊、駢文為輔的文體觀體現。

　　關鍵詞:文體角色;寫作經歷;尊古重道;文體觀念

　　I206.2A1005-6378201 902-0027-05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文章編號:()

　　:/.issn.1005-6378 .201 9 .02 .004

　　DOI 10 .39 6 9 j

　　《國家人文歷史》是由人民日報社主管主辦的一份集事實政論與人文歷史于一體的資訊類雜志，刊物依托人民日報特有的時政優勢和豐富的報道資源，以“讀時事歷史，攬天下風云”為宗旨，立足時事，鉤沉歷史，縱橫中外，斟酌古今;為學術界搭建話語平臺，為新銳者提供思想陣地，為文史愛好者營造精神家園，打造有趣、有味、有用的精英歷史雜志。

　　李商隱現存作品中古文與駢文比例相差甚遠,早期接受的古文教育對其古文觀念影響頗深,后期因時局和生計需求轉向駢文寫作。但他的文體觀里,古文是較為推崇的文體,對駢文的態度則由被動的接受學習發展為主動研究寫作駢文技巧。

　　對于李商隱古文轉駢文之原因及其古文作品的分析和論述,前人早有闡述,如董乃斌《李商隱散文簡論》認為李商隱對古文是極為推崇的,從事駢文寫作抑制其古文才華,文章著眼于論述李商隱散文的類型和思想內涵。葛曉音《中晚唐古文趨向新議》重點分析中唐古文衰落、駢文復興的原因,認為晚唐駢文的新發展除體現在內容上的開拓外,還與李商隱、溫庭筠對駢文寫作技巧的大膽嘗試有關。李偉《晚唐前期古文創作的思想突破與文體新變》則以學術思潮轉型期中的現實精神為著眼點,突出李商隱、劉蛻古文中的自我思想獨見和藝術個性,對古文寫作而言是文體的創新和開拓。以上研究重在對李商隱古文作品或中晚唐古文發展趨勢進行分析和闡述,對于李商隱為何由古文轉駢文寫作及其文體觀念,并未作為重點內容進行深入研究。

　　本文嘗試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將對這一問題再次探討,結合相關作家作品,分析中晚唐古文與駢文角色轉變帶來的文體格局與態勢對李商隱文體觀念的影響,理清李商隱文體觀形成的家庭因素和社會原因。

　　一、中晚唐古文與駢文角色轉變

　　“古文”即韓愈、柳宗元“古文運動”中提倡的載道、明道之文,多以散體為主,實際上就是散文。“今體”,則是相對“古文”而言的時下較為流行的一種文體,兼有近體詩和駢文(李商隱所說的四六文)。初唐時期,王勃等雖然提出革新文弊,但仍以駢文為主要文體。之后陳子昂也主張“復古”,提倡“骨氣”。在此基礎上,開元至天寶年間的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枊冕等提出宗經明道、取法三代秦漢,為韓愈、柳宗元的“古文運動”做好了思想準備。貞元年間,韓愈、柳宗元步柳冕后塵,以“載道”“明道”為口號,強調“惟陳言務去”“詞必己出”,中唐“古文運動”自此正式開啟。這股復古思潮提倡學古文、修古道,目的是推行儒道、復興儒學。從“古文運動”最初的發起者身份來看,他們多是有著坎坷經歷的底層文人,權德輿《兵部郎中楊君集序》中提到:“自天寶已還,操文柄而爵位不稱者,德輿先大夫之執曰趙郡李公遐叔,河南獨孤公至之。”[1 ]6 47 權德輿掌制誥九年,德宗時期位列宰輔,他“舉賢任能”,不管門第等級,只要有德,一律任用。權德輿此段評論是對獨孤及等人位不配才之現實的遺憾和惋惜。以上諸位“古文運動”的先驅,除南朝梁宗室后裔蕭穎士未做過官外,其余基本都有從仕經歷,但與他們的文才相比,則相差甚遠。韓愈與柳宗元的古文寫作也多與他們遭貶經歷有關,心中諸多不平則通過文字抒懷。 這樣的現實背景讓他們不得不沿襲漢魏古風,韓愈就提出:“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2 ]1 70 ,強調從文學的功用出發進行寫

　　作,去除六朝以來“今體”(即駢文)講究聲律、辭藻以及俳偶的華靡之風,革新文風、文體以及語言,希望以此來改變詩賦取士的制度,目的是立身行道,揚名后世。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文學復古實質是底層文人求取仕途尋求新的發展機遇,他們提倡的“古文”也是在實踐中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文學思想。

　　“古文運動”實質上是一場文體革命。但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只有權德輿掌制誥時期,曾經從官方的方式的嘗試以經取士,其余人多是自說自話,得不到來自上層政治勢力的支持和幫助,這場運動多是空談和幻想。六朝“今體”駢文在唐朝并未消歇,初盛唐時期的駢文作品依然很多,且呈現宏博典雅之風格,唐太宗李世民本人就是駢文的親歷實踐者。科舉取士以詩賦為選拔標準,從根本上是對頌贊君王、贊譽王化的駢體律賦的支持,韓柳元白在提倡古文的同時,依然以駢文干謁求職、歌頌王德,因此,即便是古文寫作鼎盛時期,駢體律賦從未被真正取代,駢體“今文”與古文一直同時存在,這就為古文式微、走向衰落埋下了伏筆。不可否認,“古文運動”確實帶來了唐代文學發展的中興,產生了一批優秀的文學作品,但過分的追求新奇、創新詞句,勢必造成文學作品內容上荒誕古怪,詞語艱澀古奧難懂,后期的古文作家如皇浦湜、孫樵等,均在運詞造句上下工夫,違背了“古文運動”的初衷,離弘揚儒教、恢復雅頌正音的初心甚遠,反而使古文走向了與駢文末勢同樣的境地。另外,這些人中多是嗜佛信道之人,元結是正宗的道教徒,梁肅、柳宗元均是好佛之人,這與韓愈“諫佛骨”成了公然相對的兩派,內部信仰的不統一,也是這場運動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逐漸走向衰亡的一個精神內因。

　　二、李商隱早期教育及古文寫作經歷

　　李商隱出生時,“古文運動”已進入尾聲,雖然這股思潮的余威還在,但整個文壇顯然已被駢文占據了重要位置。由“古文運動”發生的時間推算,李商隱的父親及其受教的處士叔,都是接受的古文教育。 因此,李商隱對早期教育及其家學淵源的回顧中,多次提到父親及叔父對自己的教育之功。文宗大和六年,他在寫給令狐楚的狀文里,曾言:“攻文當就傅之歲,識謝奇童;獻賦近加冠之年,號非才子。”(《上令狐相公狀一》)①《上崔華州書》有云:“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隨父赴浙江時,李商隱三歲左右,他的啟蒙教育主要來自父親李嗣,李嗣去世時,李商隱不到十歲,一般孩童八到十歲左右才開始讀書,而義山在李嗣去世之時,已經早就開始“攻文”,五年讀經,七年弄筆,所以用“奇童”之典自謙。

　　李嗣對義山的教育沿襲其家族傳統,以經學為主,其家族成員中,曾祖父“安陽君年十九,一舉中進士第”,祖父“邢州君以經業得祿”,對其影響較大的處士叔,也“能通《五經》,始就鄉里賦”,顯然,這個家族是以經學致世的。因此,李商隱早期教育受教頗多的當時以經學為主的儒家教育。 李嗣去世后,李商隱的大姐徐氏也曾督促其莫要丟掉父親早期教誨,囑咐其“獲因文筆,實忝科名。”(《祭徐氏姊文》)但父親的啟蒙教育畢竟短暫,徐氏姊的敦促也僅從不辱沒家族門風出發,他此時接受的教育既不專也不博。承擔李商隱早期教育主要任務的還有處士房叔父,他曾說:“某爰在童蒙,最承教誘。”處士房叔父既是他的堂叔,也是與他又生徒之誼的恩師。寫給處士房叔父的祭文哀深永往,真誠動人。在請人為處士叔父所撰的行狀中,他又以較長篇幅詳細介紹了處士叔為人處世和治學風格等,在他心里,處事叔就是當世名流。處士叔終身不入仕途,雖受表兄崔戎、表侄的邀請,也屢次堅拒,遠離仕途誘惑。處士叔“益通《五經》,咸著別疏,遺略章句,總會指歸”,卻“韜光不耀,既成莫出,粗以訓諸子弟,不令傳於族姻,故時人莫得而知也。”所著賦論歌詩,“莫不鼓吹經實,根本化源,味醇道正,詞古義奧。”唐代以詩賦取士,賦論歌詩均以今體為主,而處士叔有終身不入仕途之志,故“自弱冠至於夢奠,未嘗一為今體詩。”且“與人書疏往復,未嘗下筆,悉皆口占”,義山稱贊處士叔“隱德貽芳,鴻儒著美。”處士叔對待今體之態度,與處士叔對李商隱和其弟義叟的教育宗旨一致。“樊南生十六能著《圣論》《才論》,以古文出諸公間。”(《樊南甲集序》)《舊唐書》《新唐書》中關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和“商隱初為文瑰邁奇古”的記載,以及《樊南甲集序》中關于“仲弟圣樸,特善古文”的說法,都與處士叔的影響有很大關系。從處士叔終身不入仕途,以及終生不作今體之態度,可見,處士叔對以科考為目的進行今體詩詞歌賦寫作、以及時下流行的駢文寫作都是抵制的,因此,他對李商隱兄弟的教育中,將自己的個人意志以讀經的方式傳達給了他的兄弟,有著刻意教導他的兄弟

　　避開經世致用的因素,但也有著中唐“古文運動”以德才選人、試圖以經學取士的遺風。因此,這種消極避世的思想與“古文運動”勢微下底層文人的內心掙扎,體現在李商隱的人生履歷中,即在儒家道統與現實環境的對抗中尋求喘息的機會。或許是受處士叔的早期教育思想影響,又或許是李商隱早年就有著不入仕途的打算,也或許是“古文運動”領袖中多是事佛信道之人,這種避世退隱的思想在其后的人生軌跡及其詩文寫作中均有閃現,科舉失利、人生不順利時,幕罷職虛、窮途末路時,妻子亡逝、離家棄子時,失意的人生經歷中,他無數次在入仕與退隱間反覆,在儒家治世的慘敗現實面前,只能以道家自然任性、佛家修心養性的向內輸入中尋找心靈的慰藉。

　　早期教育及家學淵源的影響,李商隱對古文寫作有著深厚的感情,這里包含著對父親及叔父教育之功的肯定及家族風尚的延續。十六歲以前,李商隱未曾接觸過“今體”,其接觸的師者、友人多是與處士叔交往甚密的名流。或許是經處士叔在世時結識的那些名流推介,李商隱得以結識令狐楚、白居易、劉禹錫等一批名儒,這些人既是駢文寫作高手,也是古文運動的親歷者,白居易、劉禹錫都曾是韓愈、柳宗元“古文運動”隊伍中的重要人物,故以古文相交。以此推論,李商隱與這些人成為忘年友人,也不是不可能;他的古文作品也并非僅有《圣論》《才論》兩篇,應該還有很多,可惜均已散佚。即便是跟從令狐楚學習駢文章奏之時,他對“古文”的寫作也從未中斷過。從現存古文寫作時間來看,其駢文寫作自開成年間,至人生走向末路的大中七年,均有古文作品產生,其古文寫作幾乎貫穿一生。

　　三、李商隱由古文轉為駢文寫作原因

　　大和三年(8 2 9 ),處士叔棄世,作為家中長子的李商隱,不得不承擔起養家糊口的責任,“獻賦近

　　加冠之年,號非才子。”(《上令狐相公狀一》)李商隱以詩賦干謁令狐楚,從此與“今體”章奏結下不解之緣。 朱鶴齡《愚庵小集》中為《新編李義山文集》寫序時說:“義山老于幕僚,故其集章奏啟牒較

　　多。”[3 ]1 4 4 李商隱后半生所作幾乎全是駢文,這與處士叔的最初教育相悖,與他最初為文理想相去甚遠。 造成這種相悖相離的情狀,原因有三:其一,解決生活貧窮問題是他從事“今體”寫作的直接動因。 處事叔去世后,義山要承擔的不僅是養家糊口,還要承擔起家里年幼弟弟妹妹的教育和養護責

　　任 ,“樊南窮凍”可謂義山一生經濟境況之精確描述,否則,不會變志在古文的初衷,章學誠嘆其“有志古文,窮移其業”[4 ]7 0 。若是衣食無憂,或許會成為晚唐的古文大家。 其二,晚唐古文勢微、駢文復興,是李商隱嘗試以仕途舉業、從事駢文寫作的文學背景。 他早期教育中受處士叔“未嘗一為今體詩”的影響,并未接觸“今體”寫作,而令狐楚正是“今體”寫作高手,他本人也是通過駢文章奏起家的,以駢文章奏才能得到唐德宗贊賞,彭陽章檄“每一篇成,人皆瘋傳”[5 ]5 0 8 9 ,因此,能夠得到令狐楚賞識,跟從令狐楚學習“今體”寫作。 這對于不擅長“今體”的李商隱來說,是人生幸事。 其三,恢復族業以及令狐楚的言傳身教,是義山從事駢文寫作的內心渴望。 雖然他早期受教于處士叔時,深受處士叔隱士思想的影響,但其內心也深受祖輩“以經業得祿”和家族從仕經歷的影響,“曾祖諱某,皇

　　美原令。 祖諱某,皇安陽縣尉。 父諱某,皇郊社令。”他曾無奈的慨嘆“山東舊族,不及寒門”,但內心仍是極其渴望恢復族業威望的。 結識令狐楚后,“每水檻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徵于繼和,杯觴曲

　　賜其盡歡。 委曲款言,綢繆顧遇。”令狐楚對待他如同己出,為他提供生活所需,教他經世致用的駢文章奏。 令狐楚調任太原幕前,已將章奏之法傳于李商隱,所以他入華州崔戎幕時,其職務從最初入令狐楚幕時的巡官升為掌章奏,說明他駢文寫作已逐漸成熟,其內心對“今體”寫作帶來的現實意義更加認可,令狐楚對李商隱如師如父般的恩遇,讓他內心充滿感激,他渴望成為令狐楚那樣的駢文大家,希望通過駢文寫作躋身仕途、重振舊族。

　　相較韓愈,李商隱的道有任性、任心的層面,這種任性隨心的思想,在詩文中的體現,要么狂狷、要么肆意夸大,比如,他說悲傷,“忍剪凌云一寸心”。這種任性隨心又是一種超然,王蒙評“滄海與明珠有淚”時就說:“它又擴大又寂寥,又有一種超然。”[1 0]3 82 李商隱受周孔儒家之教多年,整日浸染在儒家經典的藩籬中,但內心深處卻深藏著反周孔之道而行之的思想,這樣一陰一陽形成兩個強烈的反差,這種內外驅力的對抗或許正是導致李商隱一生矛盾悲劇的內在原因。

　　從李商隱古文轉駢文之寫作經歷來看,早期因父親和叔父的教育之功,尊古重道,其文風犀利潑辣,議論時政敢言別人不能言,在晚唐古文式微的現狀下,猶如山澗之清流小溪,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后期文風一改前期犀利之筆鋒,逐漸轉變為悲傷哀怨,與古文勢微以及自身對駢文的主動改造有關。早期寫作觀念在大量的駢文練習中,不斷隱退,逐漸消退,這種不得已在其文章中的體現正是其跌宕起伏人生之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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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永瑢.四庫全書簡明目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7]胡應麟.少室山房叢筆[M].北京:中華書局,19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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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王蒙.說“無端”[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4):37 9 -3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