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宋慶齡從事一切愛國工作的出發點都是人民,本質是為中國人民服務。“中國福利基金會,自開辦以來,便是一個人民的團體。保盟在成立之初便公開聲明它是一個代表中國人民的組織,代表中國的人民與國際援助力量取得聯系。宋慶齡的愛國主義思想經歷了團結國際反法西斯力量、爭取國家內部民主和團結、在黨的領導下為新中國培養建設者三個發展階段,體現了平等互助、民主公平、自救自立和為人民服務的特點。
關鍵詞：宋慶齡,愛國主義思想,中國福利會
引言
宋慶齡終其一生為中國人民的獨立和解放、新中國婦女兒童事業的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與此同時,她的思想伴隨著革命實踐不斷發展,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和規律。中國福利會是宋慶齡以愛國主義的精神一手創建并領導的一個人民團體,它傾注了宋慶齡的畢生心血。宋慶齡對于中國福利會的著述,集中體現了她的信念、智慧和卓識,較為全面地展現了這位偉大女性的愛國主義思想。本文以宋慶齡關于中國福利會建設的著述為切入點,通過分析宋慶齡在建設中國福利會過程中的思考和規律,來歸納、總結宋慶齡的愛國主義思想。
一、宋慶齡愛國主義思想的來源
宋慶齡深受家庭環境教育和西方近代文明、孫中山的革命理念以及自身的革命實踐和經驗的影響,這些因素對她的愛國主義思想在各個階段上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
第一,家庭環境教育和西方近代文明對宋慶齡愛國主義思想的孵化有深刻影響。宋慶齡出生于一個受過西方教育并深具民主觀念的基督教家庭,從小接受的就是人人平等的教育理念,后來又得到機會步入三一堂女塾、中西女塾新式女校學習,赴美留學接受系統的西方近代文明教育,耳濡目染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和社會。在赴美留學期間,宋慶齡始終洋溢著強烈的愛國主義和使命感,她密切地關注中國國情,希望努力學習,日后回國有所建樹。她的父親宋嘉樹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用西方的理念來改造中國,通過寫信、寄剪報甚至在辛亥革命勝利時寄送新國旗等方式,讓身外海外的宋慶齡能夠了解到國內發生的事情。在宋慶齡的成長道路上,以人性人權、自由平等為核心的理念給她的思想留下了烙印。宋慶齡自己談到這一點,也承認她的青年時代受到美國民主傳統的熏染,這種民主的文化是她所接受過的教育的一部分,更成為她生活中的力量之一。宋慶齡深受基督教的影響,汲取了基督教中追求平等、同情弱者、反對強權壓迫的思想,這在她建設中國福利會的過程中有充分體現。她擔憂祖國,迫切地希望自己的祖國能和西方國家一樣富強,這大大地激發了她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自尊心。宋慶齡的愛國思想與她童年、少年與青年時期所受的這些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第二,孫中山的革命理念對宋慶齡愛國主義思想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宋慶齡是孫中山忠實的伴侶和革命追隨者,思想深受孫中山這位革命思想啟蒙導師的影響。孫中山逝世時,留下的政治遺囑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這是宋慶齡畢生從事愛國主義工作的根源。宋慶齡認為,世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應該團結在一起。中國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民族利益至上,黨派有自身的利益,但必須從屬于國家利益。黨派間要民主、自由、團結,講大局。對內不可鎮壓,對外不可屈服、綏靖,要爭取一切支持力量贏得革命勝利。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內對于革命道路出現了理論上和實際上的分歧。對此,宋慶齡發表《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1927年7月14日),認為這是違背孫中山領導群眾和加強群眾的政策,表示要堅持聯合工農階級,團結群眾,牢固黨的基礎。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一些政客提出對日談判,宋慶齡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發表演說《實現孫中山的遺囑》,指出政府只要忠實地遵奉孫中山的遺囑,有效執行三大基本政策,中國就能從內部騷亂和外部苦難中解脫。
第三,革命實踐和經驗對宋慶齡愛國主義思想的發展產生了實質性影響。宋慶齡在孫中山的影響下走上革命道路,先是擔任孫中山的秘書,后來又作為革命伴侶并肩戰斗。宋慶齡追隨孫中山參與討伐北洋軍閥的斗爭,歷經了反袁斗爭、南下廣州進行護法運動、支持五四運動、陳炯明叛變等事件,顯示出獻身革命的堅定斗志和勇氣。在參與革命斗爭的同時,她還積極地協助孫中山開展革命理論研究,幫助他查閱圖書、搜集資料、起草文件和書信,在這過程中陪同孫中山與馬林、越飛、鮑羅廷等人士會談商討國共合作事宜,對三民主義有了更深的認識,這使得她不僅獲得寶貴的革命實踐經驗,更在理論上就救國愛國的問題進行了深層次地思考。孫中山去世后,宋慶齡勇敢地捍衛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義,她開始第一次以自己的名義獨立發表政治聲明,高舉孫中山的革命旗幟繼續奮斗。在繼承和發揚孫中山精神的同時,宋慶齡在政治思想上逐漸轉向社會主義,在新的思想基礎上繼續維護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開展救濟工作,幫助中國進行衛生和復興方面的計劃。在這樣的革命環境和時代變革中,宋慶齡從單純地捍衛孫中山的遺志,逐漸繼承和發展孫中山的精神和思想,不斷鍛煉處事能力、革命勇氣和愛國信念,并形成了較為系統、有自己特色的愛國主義思想。
二、宋慶齡愛國主義思想的發展階段
中國福利會最早創立于1938年6月抗日戰爭期間,當時的名字是保衛中國同盟。1945年抗戰勝利后,直至解放戰爭期間,在周恩來的建議下,它更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新中國誕生后,它于1950年正式更名為中國福利會,直至今日。隨著形勢和國家需求的變化,中國福利會的建設理念和主要事業在不斷演變,宋慶齡的愛國主義思想也隨之不斷發展,呈現出階段性特點。
中國福利會創立之初,宋慶齡對于建設保衛中國同盟的指導思想是將中國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國人民的斗爭和世界人民的斗爭緊密地聯系起來,通過加強這種聯系,把華僑華人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廣泛同情和支持納入到他們應盡的國際義務。她認為由于信息不對稱,國際上所得到的關于遠東戰場的真實情況極其不充分,這影響到國際力量對于中國的支援,因此需要成立一個組織作為溝通中國人民和國外物資捐贈者之間信息的橋梁。在《保衛中國同盟成立宣言》(1938年6月)中,宋慶齡旗幟鮮明地指出保盟的目標首先應當是:“在現階段抗日戰爭中,鼓勵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士進一步努力以醫藥、救濟物資供應中國。”從當時保盟的人員組成、工作內容和宣傳方式上來看,保盟是一個國際性的統一戰線救濟組織,以團結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來支持抗日民族戰爭。宋慶齡在對外宣傳保盟時,強調中國與英美等反法斯西國家之間唇亡齒寒的關系,從當日戰爭對這些國家自身利益的角度做動員。在致《美國工人們》中,她直呼:“中國戰斗得越有力量,對日戰爭就會縮短,美國人民生命的損失就越會減少,中國抗戰與美國工人的利益休戚相關”。
隨著抗日戰爭的發展,宋慶齡認識國家內部民主和團結對于祖國的發展極為重要。她認識到蔣介石假抗日、真內戰的本質,發現剛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內部矛盾,認為這不利于反法西斯戰爭,更不利于中國和中國人民。在1943年9月18日《給中國在海外的朋友們的公開信》中,她大聲疾呼道,“中國沒有團結,整個反法西斯陣營沒有團結,就不能獲得勝利。沒有民主,就不能有團結。”保盟公開宣稱它是爭取民主的救濟,無論是國民黨統治區還是人民軍隊和抗日根據地,只要有需要,保盟就提供幫助。“中國救濟事業,作為積極的、民主的活動,就是要按照平等按照比例的原則對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她認為國民黨政府壟斷了中國和國際救濟團體和支持者的接觸機會,一方面篡奪中國人民反日侵略戰爭的果實,另一方面還侵吞救濟基金,壓迫人民大眾。她揭露國內政治封鎖導致游擊區幾近三年沒有得到任何武器、金錢和醫藥的援助,這與救濟工作的公平待遇原則不相符合,因此保盟的援助應當向這些地方予以適當的傾斜。保盟不是代表一部分的利益團體,而應當是一個代表中國人民的組織,代表中國的人民大眾與國外的友好支持者取得直接聯系。
宋慶齡自追隨孫中山開展革命直至他逝世以來,一直在對孫中山的革命實踐進行思考和總結。1956她在《人民日報》發表《孫中山——中國人民偉大的革命的兒子》,“中國共產黨擔起了他(孫)的使命,并且又經過了多年的艱苦斗爭,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的勝利,此后,又領導他們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966年,她對孫中山的思想變化進行總結:孫中山之所以決定要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是因為他在不懈尋求失敗原因的過程中發現:他們所處的時代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必須遵循列寧的道路,以廣大民眾作為基礎的革命是唯一的解決辦法。因此當國民黨內部對國共合作提出異議時,他堅持原則地提出:反對者可以退出革命——如果他們不退出,他就自己加入中國共產黨。宋慶齡對此描述為:加入中國共產黨,就是“加入那些真正希望看到中國在世界上獲得自由和平等的人們的行列。”隨著革命實踐的深入,宋慶齡發現:現實存在的中國和以往的中國相比,有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工人、農民和革命的知識分子的精神和熱忱涌現在各條戰線上。她認為這歸功于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對人類的進步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宋慶齡將中國福利會的事業重心轉移到在黨的領導下為新中國培養建設者和社會主義接班人。當時社會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段,中國福利會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都發生了變化。宋慶齡總結了中國福利會的積累和經驗,在周恩來的建議下,從這個時期起,中國福利會將工作重點轉移到在黨的領導下協助開展婦幼保健衛生、兒童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實驗性工作。她與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和公誼服務會等組織進行合作,進行戰爭和災害救濟工作,幫助中國進行衛生和復興方面的計劃。中國福利會建立了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托兒所、幼兒園、少年宮和兒童劇團,還創辦了針對高年級小學生群體的《兒童時代》雜志,精心培育祖國的下一代。宋慶齡認為中國福利會開展婦女兒童的事業,就是團結“愿意為孩子們爭取和平和安全的人們”,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她認為“老一輩人們的責任不僅在于爭取時代的進步,而且還在于培養接班人,讓他們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科學知識的、身體健康的勞動者……這關系到無產階級革命能不能進行到底,關系到共產主義事業能不能取得最終的勝利。”
三、宋慶齡愛國主義思想的特點
愛國主義是宋慶齡思想發展的基礎和進步發展的動力。她通過建設中國福利會,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幫助中國衛生等方面的復興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做出了重要貢獻,期間所表現出來的愛國主義思想有以下幾點特點:
第一,在國際政治中,國與國之間是平等互助的關系。在愛國工作中,宋慶齡堅持國際援助不是乞討和施舍的關系,而是平等互助的關系。在保盟成立之初,宋慶齡在1938年5月1日《給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提出國際組織機構援助中國是他們應盡的國際責任,因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已經在通過抗日戰爭的方式幫助著世界反法西斯國際和人民,因此任何形式的援助都不能是對中國人民的“恩賜”或者“用來作為政治影響的武器”。同時,她也提出承諾,當中國成長為一個新的、強大的、民主的國家時,也會給這些曾經幫助過中國的國家和人民更多的幫助。在1943年9月《給中國在海外的朋友們的公開信》中,她再次強調道“幫助中國人民,使他們能幫助他們自己——并幫助你們”。通過這些方式,宋慶齡為外國對于中國的援助賦予了重要的政治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國家挺直了在國際舞臺上的脊梁。
第二,國內救濟是對民主的支持,是公平、一視同仁的幫助。宋慶齡認為,她所從事的福利工作是一種公平的、一視同仁的幫助,這和“慈善工作”有著極大的區別,更沒有半點“施舍”的心理。由于經歷了長期戰爭,中國各個地方都遭受創傷需要援助,因此對于需要援助同時愿意自力解決困難的所有地方、所有人民,都應該提供幫助。1941年,她提出保衛中國同盟應該要“始終保持著向受難平民和自由中國任何地區、任何軍隊的傷兵提供公平的治療和公平的救濟的權利”。新中國成立后,宋慶齡進一步思考福利工作和社會主義建設之間的關系,在《福利工作和社會主義》(1958年6月)中總結道,“幫助和被幫助的人是處于平等地位的同胞,都是根據自己的能力大小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和生活中進行合作。”宋慶齡認為不應將福利工作對社會主義的貢獻局限在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建設方面,更可以為精神文明建設貢獻力量。中國福利會發放援助物品和資金的時候,始終通過公正廉潔的渠道,發放給最需要的地方。通過這種公平的行事方式,開展福利工作可以“在人的關系上形成人人做出最大貢獻、人人得到尊敬和照顧的社會主義風尚”,從而促進社會主義的建設。
第三,宋慶齡堅持接受援助是為了自力自救的救濟理念。她認為中國人民需要外援,但是絕不能單純地依賴外援,要給予真正的、持久的、建設性的、民主的救濟,就是要幫助中國人民具有積極自救的能力,發展自救力量。抗日戰爭時期,保衛中國同盟創建伊始,宋慶齡呼吁外國朋友“請援助中國,使之能夠自助”。解放戰爭期間,宋慶齡將中國福利基金會的指導方針定為“創辦和維持一些可以自給自足的工作計劃”。抗日勝利,新中國建立起來后,宋慶齡認為,“以中國人民的力量為基礎而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已經有能力、有條件處理自己的問題。”過去,中國人民扮演“受援者”的角色,現在革命勝利了,中國有了自力更生的力量,無論是從物質與精神上都應當并且可以扮演“捐贈者”的角色,特別在被壓迫國家的進步勢力中間尤其如此。她強調,中國也樂于接受好心人士的捐贈,但是絕不會產生依賴性,并且這些捐贈不能附帶任何條件,不能迫使中國人民感謝帝國主義,必須完全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
第四,愛國的本質是“一切為了人民”。宋慶齡從事一切愛國工作的出發點都是人民,本質是為中國人民服務。“中國福利基金會,自開辦以來,便是一個人民的團體。保盟在成立之初便公開聲明它是一個代表中國人民的組織,代表中國的人民與國際援助力量取得聯系。宋慶齡認為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福利事業不過是為極少數人服務的陳列品,只有在真正獨立的國家,福利事業才能被掌握在大多數人的手中。中國是始終主張和平的國家,并且有力量保護自己,農民、工人在逐步變成自己的主人,因此中國的福利事業應當注重通過發動人民的力量來解決一切問題。中國福利會的工作人員甚至包括一些孩子都學著在困難和危險的條件下為人民服務。在致福利會工作人員的信中,宋慶齡多次提到,中國福利會的所有工作,都是一個共同的目的即“把我們經驗所得結果,盡可能廣泛地傳播出去,為人民服務”。她對人民充滿了熱愛,始終關注貧苦勞動大眾的疾苦,為中國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宋慶齡將一生都獻給了祖國和人民,無論是在革命斗爭實踐還是社會主義新中國建設期間,都在對如何對中國和中國人民利益最大化進行積極的思考和總結。從中國福利會的建設實踐來看,宋慶齡的愛國主義思想隨著時代變化在不斷地成長發展,并呈現出一定的特點,始終把建設自由、民主、富強的中國作為終生奮斗的事業。
參考文獻
[1]尚明軒等.宋慶齡年譜[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2]宋慶齡,宋慶齡選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3]宋慶齡,宋慶齡選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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