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正嵐 單位：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

對于明代中后期文學思想新變的理論動力,學界多從陽明心學尤其是王學左派、佛教思想的影響等角度加以考察,而明代中后期文人的經(jīng)學思想對文學理論變革的推動作用,尚未引起足夠的關(guān)注。明代嘉靖以降,楊慎(1488-1559)、歸有光(1506-1571)、唐順之(1507-1560)、焦?(1541-1620)等人繼承和發(fā)展了北宋歐陽修、蘇軾等人的經(jīng)學思想,并從中汲取文學革新的思想資源。這些文人的經(jīng)學如何與陽明心學相輔相成又各有側(cè)重地推動明代文學思想的革新,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與此相關(guān)聯(lián),關(guān)于歸有光的文學思想的內(nèi)涵和淵源,以往的研究或者試圖揭示陽明學的“自然良知”之說與其文學中的人倫之美的邏輯聯(lián)系①,或者將歸有光視為唐宋派中對心學有所存疑而又接受其心本論的特例②。本文試圖考察歸有光對歐陽修經(jīng)學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揭示其文章“自得”和“詩者出于情”等文學命題的內(nèi)涵,分析其經(jīng)學思想為文學理論提供的思想資源,從而把握歸有光在明清之際文學思想新變中的重要地位。

一、文章“自得”和“詩者出于情”的文學理論

歸有光的文學理論以駁斥當世的科舉之文和七子派的模擬剽竊、雕章琢句的文風為出發(fā)點,具有鮮明的批判性。眾所周知,歸有光是明代中后期反對七子派模擬之風的驍將,其《項思堯文集序》斥責當世文人“未始為古人之學,而茍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③。此說譏刺以王世貞為盟主的七子派模擬文風的用意,經(jīng)過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的記載和補充,得到了進一步凸顯①。同時,歸氏還反復批評科舉時文的剽竊和模擬之病:“天下之學者,莫不守國家之令式以求科舉。然行之已二百年,人益巧而法益弊,相與剽剝竊攘,以爛壞熟軟之詞以為工。”②歸氏還指出,模擬剽竊和雕章琢句是兩種并存共生的文學弊端,所謂“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模擬剽竊、淫哇浮艷之為工”③。而文風的華靡常導致內(nèi)容的浮泛;華靡與浮泛相互結(jié)合時,文風就敗壞到了極點:“文太美則飾,太華則浮。浮飾相與,敝之極也,今之時則然矣。”

針對當世文風的流弊,歸有光提倡文學個性即“自得”。其說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雖彼其權(quán)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為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quán)于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己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為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shù)千載之上。”④這里強調(diào)了“自得”的文章不為權(quán)勢所移、甚至不為世人所知而遙契于古人的特點,其實質(zhì)就是迥異于流俗的個性化文學。由此可見,“自得”說的鋒芒直指剽竊模擬的文風。如果說反對模擬剽竊文風是歸氏文學理論的基本出發(fā)點,那么,追求文學個性的“自得”說當是其文學思想的核心觀點之一。與“自得”說相類似,“獨出于胸臆”⑤、“性靈”⑥等命題也傳達了提倡文學個性的意圖。“詩者出于情”⑦是歸氏文學思想中與“自得”說相輔相成的另一重要層面。其創(chuàng)新性不僅在于指出了情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動力和內(nèi)容,更體現(xiàn)為對愛親之情等普遍人情的肯定。尋繹歸氏所謂“情”的含義,可以發(fā)現(xiàn)他談得最多的是愛親之情。比如他在《陟臺圖詠序》一文中提到的“迫切之情”是孝子念親之情⑧;夏太常的子孫珍愛祖先的竹畫,“非囿于竹者也,情也”⑨,這里的“情”同樣是孝子賢孫對先人的追思。在《震川先生集》中,歸有光約90次提及具體情感意義上的“情”,其中65次是指愛親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歸有光對于文學作品中的愛親之情,特別強調(diào)其作為普遍人情的特點。比如,他指出,壽文記載壽星年齡的用意是傳達人子的悅樂之情:“生于世幾何年,是人之所同也。自七十至于百年,是人之所常有也。雖然,君子之為情也近;使其父母生于世幾何年,自七十至于百年,不亦為人子者之所樂耶?”○10在此,“君子之為情也近”一說,凸顯了愛親之情作為普遍人情的特征。而愛親之情是匹夫匹婦皆有的普遍人情:“夫先意承志,孝子之至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之所為,乃匹夫匹婦之所為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為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11這是引用《禮記•祭義》,說明盡孝的最高境界是善承父母之意,從而曉之以道。而這種孝道之至是匹夫匹婦都認為理所當然的天下至情,即普遍人情。必須指出,除了愛親之情,歸有光還強調(diào)君臣、官民之間的有情相愛(說詳下)。

二、“以自得之見求圣人之心”的經(jīng)學思想

文章“自得”和“詩者出于情”是歸氏文學思想的核心命題,若論其深層意味和理論淵源,則不能不探究歸氏的經(jīng)學思想。與其文學思想的反對科舉時文相類似,歸氏的經(jīng)學思想是為救治科舉之學的弊端而提出的。他多次指出科舉之學以記誦時文為高的實質(zhì),并將“通經(jīng)學古”視為糾正這一弊病的良方。比如,《山舍示學者》云:“近來一種俗學,習為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zhuǎn)相放效,更以通經(jīng)學古為拙。”①至于“通經(jīng)學古”的具體方法,他在回顧漢代以來的經(jīng)學發(fā)展歷程時提出:“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圣人之心于千載之下。……而淳?之詔,其書已大行于世,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②在此,歸有光提出了“以自得之見求圣人之心”的經(jīng)學思想,并將朱熹之學視為這一學風的代表。實際上,從經(jīng)學史的實際狀況和歸有光的理論淵源而論,北宋歐陽修的經(jīng)學更當?shù)闷疬@一稱譽(說詳下)。

1.經(jīng)學“自得”

歸有光追求經(jīng)學“自得”,主要強調(diào)的是突破一家之學,提倡卓然獨見。他認為科舉之學的株守一家是當世學術(shù)僵化和孤陋的根源所在:“今世貢舉之格,要以為一定之說,徒習其辭而已。”③這就導致“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于孤陋,而不自知也”④。有鑒于此,他十分贊賞具有獨特見解的經(jīng)學研究。比如,他稱譽其友陸允清的經(jīng)學道:“允清之于經(jīng),蓋學之而求其解;于中有所不能自得,雖河洛⑤、考亭之說,輒奮起而與之爭,可謂能求得于其心者矣。”⑥在此,“自得”之學是指敢于質(zhì)疑考亭(朱熹)等權(quán)威的成說,追求獨樹一幟的學術(shù)見解。歸有光還曾感慨“學者之于古人之書,能不惑于流俗而求自得于心者,蓋少也”⑦,可見,“自得于心”的實質(zhì)是不為流俗所左右,敢于獨辟蹊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