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引言

在雙語研究中，對雙語心理詞庫的探究有較長的歷史，很多問題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就開始探討（如Ｅｒｖｉｎ　＆Ｏｓｇｏｏｄ　１９５４，轉引自Ｇｒｅｅｎ　１９９８），到現(xiàn)在仍有許多研究者致力于這項研究（Ｃｏｌｏｍé＆Ｍｉｏｚｚｏ２０１０；Ｋｒｏ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祁志強等２００９；崔占玲等２００９；陳新葵、張積家２０１０），但都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早期的研究多數(shù)集中在詞庫的表征與結構上（如Ｋｒｏｌｌ　＆Ｓｔｅｗａｒｔ　１９９４；Ｐｏｔ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４；董燕萍１９９８），而近幾年學界不僅關心其表征與結構，而且關注其通達，尤其關注雙語者如何通過控制兩種語言來正確選擇目標語言（Ｋｒｏｌｌ　＆Ｄｅ　Ｇｒｏｏｔ　２００７）。相關研究分別在行為和神經(jīng)層面展開（Ｃｏｌｏｍé＆Ｍｉｏｚｚｏ２０１０；Ｉｂáｎｅ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劉文宇、隋丹妮２００９；趙俊華、莫雷２００８）。關于雙語詞匯表征，一個經(jīng)典的模型是Ｋｒｏｌｌ和Ｓｔｅｗａｒｔ（１９９４）提出的修正的層級模型（Ｒｅｖｉｓｅ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該模型認為，源于兩種語言水平以及學習過程的不同，兩種語言間詞匯聯(lián)系強度以及詞匯與概念聯(lián)系強度是不對稱的。在詞匯聯(lián)系的方向上，從Ｌ２（二語）到Ｌ１（母語）強，從Ｌ１到Ｌ２弱，而且兩者會隨著Ｌ２熟練程度不同而變化；在詞匯與概念聯(lián)系上，當Ｌ２水平較低時，Ｌ２詞匯主要通過Ｌ１詞匯與概念聯(lián)系起來，當Ｌ２水平較高時，Ｌ２詞匯建立與概念表征的聯(lián)系，Ｌ２詞匯可以直接通達概念表征，但是和Ｌ１相比，Ｌ２詞匯與概念的聯(lián)系比較弱。根據(jù)該模型的強式表述（ｓｔｒｏｎｇ　ｖｅｒｓｉｏｎ），對于不平衡雙語者來說，正向翻譯任務（Ｌ１→Ｌ２）經(jīng)過概念中介而完成，反向翻譯任務（Ｌ２→Ｌ１）則無須通過概念中介，Ｌ２詞形可以直接通過Ｌ２→Ｌ１詞目（ｌｅｍｍａ）聯(lián)系而完成Ｌ１詞形激活過程。修正的層級模型能夠解釋很多現(xiàn)象，至今仍然非常有影響（Ｋｒｏ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然而，Ｇｒｅｅｎ（１９９８）認為這是個不完整的模型，因為該模型沒有具體闡明雙語者如何控制兩個語言系統(tǒng)以達到預定目的，例如雙語者在對一個語詞進行翻譯的過程中如何避免對其進行命名。Ｇｒｅｅｎ（１９９８）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在抑制控制模型（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ｏｄｅｌ，簡稱ＩＣ模型）的框架下得到解決。ＩＣ模型對雙語的控制是通過雙層控制系統(tǒng)，即注意監(jiān)管系統(tǒng)（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Ｓ）與語言任務圖式（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ａｓｋ　ｓｃｈｅｍａｓ）來實現(xiàn)。具體來說，注意監(jiān)管系統(tǒng)調整語言任務圖式的激活程度，抑制與任務無關的圖式，保證激活的圖式符合任務要求；語言任務圖式核查詞注的語言標簽（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ａｇｓ），抑制不匹配的（非目標語言的）詞目，保證目標語言的詞匯生成。有效的雙語控制與工作記憶的運作密切相關。根據(jù)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２００６），注意監(jiān)管系統(tǒng)相當于工作記憶模型中的中樞執(zhí)行控制系統(tǒng)（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此外，有效的抑制需要足夠的認知資源（Ｇｒｅｅｎ　１９８６），而這些起抑制作用的認知資源主要是工作記憶資源（Ｅｎｇｌ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也就是說，工作記憶的個體差異可能會影響詞匯層面的雙語控制。但迄今為止，就我們所知，還沒有研究直接探討這個問題，因此本研究希望在這方面進行嘗試，以深化我們對雙語控制的認識。已有的工作記憶容量理論認為，工作記憶容量差異導致個體能用于認知活動的資源不同，于是個體間在信息處理速度和準確性上存在差異（Ｄａｎｅｍａｎ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１９８０；Ｊｕｓｔ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１９９２）。這種個體差異主要表現(xiàn)在對認知資源要求較高的任務中（Ｅｎｇｌｅ＆Ｏｒａｎｓｋｙ　１９９９；Ｓｈａｈ　＆Ｍｉｙａｋｅ　１９９６），如低廣度個體往往表現(xiàn)出信息處理滯后或錯誤等特點。既然工作記憶資源是抑制資源的重要來源，工作記憶個體差異就可能導致能用于抑制的資源的不同。在對抑制資源需求較多的任務中，高廣度個體比低廣度個體在抑制控制方面更加高效。以詞匯翻譯為例，對不平衡雙語者而言正向翻譯難于反向翻譯（Ｋｒｏｌｌ＆Ｓｔｅｗａｒｔ　１９９４），因此在較難的正向翻譯中工作記憶效應可能更加明顯：在正向翻譯中，高廣度個體的雙語控制績效優(yōu)于低廣度被試，而在反向翻譯中，高低廣度個體的雙語控制績效沒有顯著差異。

２．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檢驗工作記憶的個體差異是否影響詞匯層面的雙語控制。我們采用漢語閱讀廣度任務測量個體工作記憶的廣度，使用翻譯識別任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測量個體雙語控制的表現(xiàn)。選擇漢語閱讀廣度任務是因為文獻顯示該任務測量的廣度與語言處理能力高度相關（Ｄａｎｅｍａｎ　＆Ｍｅｒｉｋｌｅ　１９９６）；選擇翻譯識別任務是因為這個任務既能操縱翻譯方向又能保證雙語同時激活，可以檢驗個體在不同方向上的雙語控制能力（Ｄｅ　Ｇｒｏｏｔ１９９２；Ｄｅ　Ｇｒｏｏ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翻譯識別任務與傳統(tǒng)的翻譯產(chǎn)出任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測量的認知過程大致相同，效果相當（兩個任務僅在正向翻譯的同源詞與非同源詞這個變量的表現(xiàn)上出現(xiàn)不一致，而這個變量不是本研究關心的變量）；與翻譯產(chǎn)出任務相比，翻譯識別更便于收集到更多的有效數(shù)據(jù)（Ｄｅ　Ｇｒｏｏｔ　＆Ｃｏｍｉｊｓ　１９９５）。本研究的具體研究問題為：工作記憶閱讀廣度的個體差異是否影響雙語者在翻譯識別任務上的表現(xiàn)？我們預測：（１）總體而言，在方向上，漢譯英應該比英譯漢難，在反應時（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簡稱ＲＴ）上的表現(xiàn)為：ＲＴ（英譯漢）＜ＲＴ（漢譯英）；（２）由于英譯漢方向較易，對抑制資源要求較低，高、低廣度被試在這個方向上表現(xiàn)應該沒有差別，在反應時上的表現(xiàn)為：ＲＴ（高廣度）＝ＲＴ（低廣度）；（３）由于漢譯英方向較難，對抑制資源要求較高，高廣度被試在這個方向上的表現(xiàn)應該比低廣度被試好，在反應時上的表現(xiàn)為：ＲＴ（高廣度）＜ＲＴ（低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