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發展史可以說是一部人與自然從對立走向統一的歷史，生態意識也是早已有之。無論是中國古代儒道釋三家的生態倫理思想，還是西方的生命平等論和自然價值論等生態學資源，“生態”一詞對于我們來說都不陌生。然而我們對于生態的重視卻一直停駐在一個相對膚淺的層面，這對于生態學乃至整個地球生態來說都是一個不小的遺憾。

一、生態電影的興起與哲學反思

由于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于生態電影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界定，這里通過查閱資料并在對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發現，由于電影作為一種生態文藝作品，因此其必然具有生態作品的一般特征。

依據被譽為“生態批評里程碑”的布伊爾的《環境的想像：梭羅，自然書寫和美國文化的構成》（1995年）一書中所指出的環境取向作品即生態作品的四個特征，來對生態電影進行定義：“生態電影是指反映人和自然環境的關系、以生態至上為核心思想的一種電影類型。生態電影具有從生態整體利益角度來表達的主旨傾向，其特征是以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著重表現人與自然的關系，突出人的生態意識與生態責任；它以生態倫理學/哲學為基礎，需求新的倫理觀的普遍形成；它的理想是提示觀眾建立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這一界定既符合生態作品的一般性，又具有藝術審美的特殊性，因此是比較合理的。生態電影在世界范圍內的發展狀況。西方以生態為主題的電影發展較早也相對成熟，它發端于20世紀70年代，發展于20世紀80和90年代，進入新世紀以來，西方生態電影則呈現出一派成熟的景象，《后天》（2004年）、《2012》（2010年）等生態電影都顯示出了其蓬勃的生氣。

我國生態電影也涌現出了例如《嘎達梅林》、《可可西里》等優秀的電影作品，值得我們去挖掘其中所蘊含的美學特征與美學價值。中西電影作品對生態主題的書寫大體可歸納出幾個共同特征：第一，以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以生態整體觀作為指導，批判人類中心主義和以人為本的價值標準；第二，表現人與自然的關系；第三，探尋生態危機產生的社會根源。生態電影的背后隱藏的是嚴峻的生態危機，而這種危機的根源就是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的迷誤。從人類中心主義到生態中心主義的飛躍，其中的思想發展和哲學反思，不僅是生態電影的產生緣由，也是其基本表達內涵與指導框架。從人類中心主義世界觀到生態中心主義世界觀是哲學發展的重要過程。在人類中心主義的陰霾下，將人與自然的關系推到了對立的兩極，輕視人以外的生命存在，形成了以人類為中心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模式，強調人與自然的對立。面對這種強硬的觀點，自然不乏反對的聲音。美國歷史學家林恩•懷特（LynnWhite）在1967年發表了《我們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TheHistoricalRootsofOurEcologicCrisis）一文，開啟了西方生態批評的先河。之后隨著生態危機的不斷加深，各種生態思潮不斷涌現，其中之一就是從人類中心主義向生態中心主義的過渡。

二、生態電影的審美特性

綜合性是電影藝術的重要美學特性之一。相對于文學形象的抽象而言，由于電影是一種時空綜合藝術，它就可以直接訴諸觀眾的視覺、聽覺，因而影視形象是具體可見的。從更高意義上來講，影視藝術的綜合性突破了藝術學的層次，更加集中反映在美學層次上的高度綜合性，體現在時間藝術和空間藝術的綜合、視覺藝術和聽覺藝術的綜合、紀實性和哲理性的統一、敘述因素和隱喻因素的統一。而作為以表現人與自然關系為主的生態電影，其綜合性的審美特性就更加值得我們去進行探究。從誕生到發展，電影始終是一門與現代科學技術緊密結合的藝術?？萍嫉倪M步對電影藝術的發展、對電影語言的創新，甚至對電影美學觀念的演變都有著不容忽視的重大影響。

在生態批評的探索中最引人注目的應該是自然書寫（naturewriting）,而在影像層面與之相對應的就是自然紀錄片（naturedocumentary），在這里影像藝術作為中介比較完整或接近地呈現了真實的自然。法國導演雅克•貝漢的《喜馬拉雅》（2004年）和中國導演田壯壯的《德拉姆》（2004年）等都展現了生態記錄電影在原生態書寫中的魅力?？茖W幻想借助影像的具象性和虛幻性展開對人類現實處境和未來命運的深層探討，數字手段給現代電影創作帶來了大的發展。科技的發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有哲學深度和直指人心的力量。西方生態電影，尤其是災難片中的大量的高科技的運用都帶給觀眾巨大的心靈震撼，如《哥斯拉》和《2012》。相比之下，由于起步較晚，加之科技水平的限制，與西方還存在一定的差距。然而我們驚喜的看到我國電影在這方面的成就，如《超前臺風》（2008年）和《驚天動地》（2009年）。西方電影生態意識的表達已經走向成熟，他們往往能站在全球性的立場去關注和反映生態問題，在敘事策略上則圍繞生態主題，形成多條線索平行發展的敘事特點，如電影《后天》、《喜馬拉雅》等。中國電影無論是以“生態”為主題還是內蘊生態意識的電影，都總是將生態問題處理作為與人們生存境況相矛盾的“現實問題”，在敘事策略上趨向于以人的活動為敘事重心，表現在特定的歷史環境、生態環境下人物沖突，對生態問題的思考置于不太明確的位置，缺乏直面生態問題的精神，像《嘎達梅林》和《可可西里》都體現出這一點。

三、生態電影的美學意蘊

張法在《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中提到，悲劇是“中西文化內在困境的審美凝結”。悲劇是西方古代的一個主要美學范疇，在西方文化的語用中包含三層意思：（1）作為一個戲劇種類；（2）人類生活中的悲劇性；（3）對悲劇性進行文化觀念把握的悲劇意識。但中國的現實悲劇性和文化的悲劇意識主要不是以戲劇來表達的。

在中西比較時我們一律用“悲劇意識”。悲劇最現實的將人們不愿意看到的一面展現在人的面前，充滿的痛苦和絕望，但只有成熟的文化才有悲劇意識。分別選取中西災難片的經典之作，《驚天動地》和《2012》來進行分析，就會發現，同樣在反映人與自然災難的挑戰中，中國災難電影更多的充斥著一種濃厚的主旋律氣息，將重點放在對祖國人民的感情上，并沒有將表現災難本身作為中心位置，而是將其作為一種背景。而西方災難片，則在強大的特技效果之下將人與自然的沖突推向極致。災難被推到前臺時那種絕望的恐懼和對生命隕滅的憐憫展現出了濃郁的的悲劇精神。